（1949.5.27上海易权——编注。）

  【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以巴弗加入（倪柝声当时所在的）上海南阳路教会，被分配在第十三家（虹口区）擘饼（后又在新设的二十二家虬江路）——编注】

  “你怎没有伤痕”译作于上海政权易手之后，这也是他（倪柝声）最后所一直着重的信息——天然生命的破碎和属灵生命的成长，词的前三节是艾梅卡迈可(Amy Carmichael，1867-1951)作的，后四节才是他译诗时加填上去的。想不到此后他即进入更黑暗的境地、更残酷激烈的争战、更艰苦的十架之中，一直到他离世见主。

  你怎没有伤痕？(Hast Thou No Scar？)(见第399首)：

      (一)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伤痕在你肋旁？
　　　　　你名反倒远播四方，
　　　　　你光反倒照射辉煌，
　　　　　你怎没有伤痕？

　　　(二)你怎没有伤痕？
　　　　　我是受迫挂在树上，
　　　　　四围尽是残忍、狂妄，
　　　　　我是受尽一切创伤，
　　　　　你怎没有伤痕？

　　　(三)怎能你无伤痕？
　　　　　仆人该与主人同样！
　　　　　本该与我同受创伤，
　　　　　而你却是完整无恙！
　　　　　怎能你无伤痕？

　　　(四)怎能你无伤痕？
　　　　　他们为我受人捆绑，
　　　　　枷锁、监禁，并且流放，
　　　　　或是舍身，喂狮广场，
　　　　　怎能你无伤痕？

　　　(五)你是没有伤痕！
　　　　　我受摧残，饮人锋铓，
　　　　　他们忍受忌恨、刀棒，
　　　　　你却平安，不缺宁康，
　　　　　你却没有伤痕！

　　　(六)你却没有伤痕！
　　　　　是否你向世俗依傍，
　　　　　你怕自己利益失丧，
　　　　　远远跟随，不甚明朗，
　　　　　所以没有伤痕？

　　　(七)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疲倦，只有安享？
　　　　　能否有人忠心，受赏？
　　　　　能否有人跟随羔羊，
　　　　　而他没有伤痕？ 

  艾梅可是开西聚会第一个送出去的传教士，在印度传福音。这个姐妹非常爱主。六岁的时候，她祷告说：“主啊，求祢给我一对蓝色的眼睛。”因为她的眼睛是棕色的；但神没有听她祷告。她很忧闷，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呢？她又再祷告，眼睛仍是棕色。当她在印度作宣教士的时候，有一个使命是要去救那些被压迫或是被出卖的女孩子。因着要救她们，她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印度妇人，才能混进他们中间去救人。因为印度妇人是用布包裹着身体，这难不倒她，却是眼睛不能遮盖；这时她想起来，说：幸好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她的棕色眼睛成了工作的便利，神也大大使用她。后来她对弟兄姐妹说：“神不是不听我们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也答应我们的祷告；祂的答应是'yes'或'no'，或者等待，这都是神的答应。”

  她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她自己也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可惜有许多没有翻译过来。她曾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做《面向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诗歌，倪柝声选了她的代表作“你怎没有伤痕”。原文是三节，倪柝声在翻译的时候，自己又加上了几节。

（399）1．你怎没有伤痕？没有伤痕在你肋旁？
　　      你名反倒远播四方，你光反倒照射辉煌，
　　      你怎没有伤痕？

  （约1949.8.）第二期全国性造就聚会完毕，倪柝声就从福州去到香港，并从香港回到已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为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上海。他极为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教会，并且希望对于在变化着的环境有更准确的察看。按照他的观察，他觉得工作还可以作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

  在一九五○年一月他在香港主领了一个特别聚会，聚会长达一个月，一个复兴爆发了。事实上，这次聚会标志着主的见证在香港的历史的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倪柝声强烈地感到他的负担是跟留在中国的弟兄们连在一起，虽然他知道有危险在等着他，仍决定再回上海，他不顾一些弟兄们力劝他不要回去的请求，他的心依然决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里，就极其勤奋地工作，并且劝勉弟兄们「要赎回光阴（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弗五16）。而且由于他感到主的工人们的行动会受到限制，工作将会完全被禁止，他就热切地为着未来的日子作出计划和预备，不幸的是那种日子比他所想的来得还更快。

  倪柝声又编印了一本有1，052首诗歌的诗集——《诗歌》。约在一九五○年，倪柝声师母写了一封信给香港的弟兄们，请大家为倪柝声祷告，因为倪柝声身体不佳，忙个不停，生活处于极度紧张，近于崩溃的状态中。那时正是政局转变的时候，倪柝声知道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工作了，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出版诗歌，给教会一个贡献；于是一面请人把倪氏留在鼓岭，有关诗歌的藏书运到上海一面翻译、写作、整理，那时倪柝声的身体很差，多半时间都在床上。但是感谢主，他与几个弟兄日夜赶工，有些弟兄们甚至一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倪柝声希望能够搜集到最好的诗歌，把它放在一起；在不断的筛选下，也有1，052首，这成了中国教会诗歌史的创举，他也终于完成了这个工作。

  有一位当时与倪柝声一起工作的弟兄，后来见证说，倪柝声在完成这个翻译、编辑后，作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感谢祢！这个恐怕是我对于神的教会最后的一次贡献了。”然后他就失去自由了。

  （注：倪柝声于1952年4月10日被捕，此“1052首诗歌集”于1952年6月初在上海福音書房出版，名为《詩歌（增訂暫編本）》）。

  【资料：

  1950年6月30日，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

  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2年底，全国有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1950.6.30一1952年底为土地改革时期。】

  （1950.6.30.土改开始之后）（以巴弗）一件小事（签名的事情）

  倪柝声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职事的扩展，及有许多事务令他挂心。从四月十六至十八日政府召集一百八十一个差会的领袖开会，为要缓和突然切断海外财源的恐慌。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二十一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代表共一百五十四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教会领袖，如基督徒聚会处领导人倪柝声先生、山东大汶口马庄耶稣家庭领导人敬奠瀛先生等。

  倪柝声先生从上海到了北京，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不但来了，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

  （——本书编撰者对“拥护”二字不认同。）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思想。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都是不信的人。

  因此，这几万个签名，一下子性质全变了。由原先的申请免除土改，一下子变成决心参加“三自”。

  （本书编撰者对“决心参加”四字不认同。）

  他们在福州有许多的田地，聚会处他们大家买的，土改的时候，他怕他们的田地被分，所以他就请求政府保留他们的田地。他怕人少力量还不够大，约他们全国的聚会处的一万多人签名，请求政府保留他们的田地。签名以后他发现他做了一件危险的事，那个土改的势在必行，他又请求保留他们的土地，他会惹大祸。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把这一万多人的签名送到吴耀宗那里说：“这是我们的信徒拥护三自革新的”。我怎么知道这个事呢，北京有一个信徒，他死了，姓阉，他曾经到我那儿受浸礼，跟我们一块聚会。后来他被倪柝声拉到他们的团体里去了，就跟我们隔绝了。到了1952年，他来看我。他比我小几岁称我“明道兄”，他说，明道兄，我发现，倪柝声做了一件顶不对的事。他叫我们签名【他说我也（是）去签名的一个】是为保留土地，他把我们的签名单送到吴耀宗那里，说：“这是拥护三自革新的”。他说，倪柝声这样做，又欺骗政府，又欺骗我们签名的人，我想离开他们再回到你这里来，可以吗？我说可以，因为我很认识他。后来我听见别人也提到这件事。这一次我到上海，我特别打听聚会处的人，是不是有这件事，他们说是有。 为保留土地的签名单一万多人，他说是拥护三自革新。

  【注：以上内容为编撰者根据王明道讲道录音记录，只加添了（是）字】

  （1951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当局逮捕了成千的知识份子及其他人，接着便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被捕者中间有极少的基督徒，并且「有些同工被监禁，为主受苦，但大多数还很平安。只是众人都在试炼中。」

  1951年的五一节，“上海教会”（即倪当时所在教会）参加了全市人民示威游行。以巴弗亦在教师队伍中参加了游行。

  大概是1950年（更正：应是1951年——编者）的五一节吧，党组织全市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我继续积极参加在虹口区工会组织的教师队伍里，走了不少路，到全市游行队伍集合的广场，已有不少队伍在那里，我们的队伍经检阅台前绕过去。忽然，有“上海教会”四个大字的横幅立在那里；仔细一看，里面有些所认识之弟兄姊妹的熟人熟脸。我很惊奇，心里不舒服。教会，不属世界，正如主不属世界一样。教会是神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主为圣的。神留教会在地上是代表神，是为主的名作见证的。我参加游行，是教师的身份、不是基督徒或教会的身份，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合乎主的教导。但教会不是属世该撒的物，是“神的物”，为什么神的圣物也要去归给该撒？这个示威游行不是神领导的，是党领导的，为什么那根本不属党领导的神的教会，要跟在党的后边走？……这是什么见证呀？

   过一二天，……倪弟兄请一位长老打电话给我(以巴弗)，约见我当晚去他住处（他住处也在虹口区、不远）。晚上我去，见了倪弟兄；倪弟兄是个十分谦卑、十分随和、没有架子的人。他问我，你对游行一事如何看？我就把从圣经中所领受的、都告诉了他。他耐心听完，却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说，看样子这事作的不太恰当。

  1、 与世岁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雅4：4）

  2、“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林后6：17）

  以巴弗弟兄认为上海教会不应参加政府组织的游行，这固然是对的，但他自己以“教师身份”参加游行也是不对的。基督徒不应参加游行。

  他说这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在“游行”这件事情中不存在神的物，“游行”这件事是属世界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和平”......（加5：22）。世界应钉在十子字架上（加6：14）]，基督徒得救后的地位永远是“在基督里”，没有其他地位，在教会群体生活、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会生活中都应持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过教会群体生活，也在基督里过家庭生活，在基督里工作，在基督里过社会生活，任何情况下有违背圣经真理的事都应不惜一切代价拒绝。

  （1951年）五月二日《天风杂志》刊出一篇文章，鼓动全国的基督教会参加控诉大会，强烈要求全体会众参加自我批评及改造，口号是「多多宣传，彻底批评」，只有如此才有资格加入三自革新教会。他们必须公开攻击及清除隐藏在他们中间及领导阶层的「帝国主义份子及其随从」。有些团体中的领袖被指名出来，其他则要他们自己去调查。青年会的刘良模发表了一篇名叫「如何举行一次成功的控诉集会」的文章，他引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为例，鼓励基督徒克服他们的习惯，参加非宗教性的政治集会，并从集会有所学习。他说：「许多基督徒持守『超越政治』的老观念，我们必须召开控诉会来教育每一个人。举行一次成功的斗争会是每个教会重要的工作，藉此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了起带头作用，三自运动教会在（1951年）六月十日礼拜天，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公开攻击宣教士的集会，地点在上海跑马场。他们事先仔细拣选「控诉者」，带头的基督教团体向成群的教友发表演讲。这次经过预先演习的讲词充分显出对宣教士个人及以前同工们的愤慨和憎恨。整个活动设计不但要使宣教国家丢脸，最终目的还要使基督教没有尊严，因此任何一个没有参加集会的基督徒都被严格注意。这种运动使基督徒在无情的逼迫中相互攻击，并给不参与运动的教会带来灾祸。

  从（1951年）七月的信函报导中说：「聚会正处在严重试炼的情况中，特别是倪柝声组织下负责的弟兄们。」报告中又说，倪柝声再次生病躺在床上。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强制执行所谓高度成就的「道德洁净计划」，目的在消除犯罪、淫乱及各种腐败，呼吁人民及官员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达成所要求的全国性清除宣教士个人诡诈的行为，但採用的方法不是运用法律条文而是广泛的说服。

  《天风杂志》更在（1951年）八月十一日声言，从五月以来曾举行过六十三次控诉大会，基督教会并因此调整活动范围，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社会。所谓「三自运动」的最终意义是接受政府的控制，财政倚靠政府，在政府的意思下暂存及消亡。

  可能是几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教会广泛通知众弟兄姊妹某日下午去南阳路参加一次特别聚会，是邀请外教会的人来南阳路讲道。这倒是个奇怪事；南阳路从未有过一次请别的教会传道人来讲道，唯恐外人讲的道不合神的旨意、不合圣经真理。但这次竟然如此例外。从侧面得知，“讲道人”就是大名鼎鼎“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吴耀宗。我求问神，该不该去，因为明知这聚会不是出于主，而是出于世界，是撒旦的工作，但主仍然引导我去了。现场人不少，有一千多。到了时候，几位长老与吴耀宗一起走上讲台坐下。聚会跟平时同样地进行，先一起站立唱了诗，以后大家站着低下头祷告，由一位长老在话筒前照常领祷；然而，我心中一点感动也没有。平时聚会，有神和基督坐在宝座上；今天，仍然是神和基督坐的宝座？还是换成了偶像？我祷告不下去，就站着睁着眼。明知今天的唱诗、祷告、和整个聚会，都只不过是装个样子欺骗弟兄姊妹。嘿，只见长老和全体弟兄姊妹们都低头闭眼祷告，但台上的那位被称为全国基督教领袖的假先知吴耀宗在干什么？只见他根本不理睬祷告那一套，抬着头，向东张张、向西望望，直到大家祷告完毕。啊，被称为全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原来如此！他根本与基督的救恩无关，是个假先知。

  他在想什么？他要干什么？全国许许多多神的教会和神的仆人们已经都掌握在他手中和“三自”的网罗之下。当然，他非常重视南阳路这个全国和全上海最大的教会，和这个全国影响最大的“地方教会”系统，也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府、和其傀儡“三自”组织的领导、改造、统治的大手之下；因此，他喜形于色看个没够。祷毕，大家坐下，长老报告：今天我们邀请吴耀宗先生给我们讲道。以下就都是吴耀宗“讲道”的时间。他的总题目是“爱国”二字。他讲得很生动、很吸引人，内容是以千百个生动实例，来证明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多么可爱！“讲道”原文是“先知讲道”，此词的意义是“替神说话”。〔参：出7：1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后一句原文为「亚伦是你的先知」。摩西的先知、是替摩西说话的；神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先知讲道”的实质是“替神说话”〕。“讲道”，是“先知讲道”的简称。“先知讲道”，就是在替神说话，这个吴耀宗所讲的是神的话吗？还是替世人作宣传的一套别的东西？大手进一步伸进神的家来了！神的仆人和长老们，不是神家中的监督（守望者）吗？为什么守望者要邀请这个假先知、来冒充替神说话、先知讲道呢？但我只是个年幼弟兄，能在主内长者面前说什么呢？作什么呢？无能为力。

  （注：此次聚会倪未参加）

  要全教会搞控诉运动

  党和政府，通过“三自”这个傀儡组织、也通过参加“三自”的仆婢们，要在全国各地神的众教会中开展一场“控诉”运动。刚刚胜利结束的全国广大农村中的“土改运动”搞得非常成功，其中一个成功的关键措施就是在广大的落后农民中，大搞“控诉运动”地主与农民、到底“啥人谁养活啥人呀？”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建立且巩固了党在农村里的领导权，使农民一心一意跟党走、跟着党闹革命。今天，党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旗下，要建立和巩固党对全国众教会和众仆人的领导权，肃清“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基督教界的影响，提高广大传道人和信徒们的爱国觉悟、阶级觉悟、革命觉悟”，从而为进一步改造教会打好基础并创造条件；搞控诉运动，照样是关键性的一环。既然倪弟兄和教会已经参加了“三自”组织，当然就要跟着党（统战部）、政府（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的布署和步伐走。

  在全教会弟兄姊妹中，开始议论着将来要来临的控诉运动，倪弟兄和长老们也决定了要这么作，这么开展。“控诉”，符合圣经真理吗？控诉什么？向谁控诉？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是新约教会，有过控诉的原则，控诉的事实吗？难道是向神控诉？肯定不是。而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代替神。基督徒这样作对吗？我没有办法，天天在祷告中难过、伤痛。以色列人曾多次悖逆神、走错路、拜偶像、惹神的怒气和愤恨；为什么今天教会也竟跟着世界走错路？尤其像南阳路这样不错的教会、像倪弟兄和长老们那样神曾重用的仆人，也去跟着时代潮流走错路？一而再，再而三！我真想要像旧约先知那样、去向神的家大声喊叫：我们走错了，得罪神了！不管人们听不听，我应该喊；但我又是那么软弱，能作什么呢？倪弟兄是教会的使者、是神的仆人，他第一个站出来，为所要搞的控诉运动作动员工作。某一个晚上，不是全体，而是组负责以上的肢体们。那晚，南阳路的一部分长椅子层层排成方圈，倪弟兄在中间坐着动员。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他自己对控诉事的体会。他说他起先也感到，我们南阳路教会跟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事。但是，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若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东西；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么，可控诉的事就多了。所以，要控诉，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1951年8月20日）倪在所在教会中讲《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资料)

  最近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事情和我们已往所作的有-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习惯。事实上乃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乃是要认罪。我承认我的思想也不清楚，乃是最近一个礼拜，因着几方面的事凑起来我才初步的清楚了一点。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和你们谈一谈。

  我先作一点见证。从北京会议之后，我回到上海，我里面起了一个极大的争执，或者说是起了一个极大的思想斗争，就是到底我们「超政治」可以不可以。这一件事在我身上觉得非常重，在这里有的姊妹和我同工三十年之久，也有人和我在一起二十几年。你们知道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完全传宗教，不摸任何其他的事。我们好像对于所有的事，都不感兴趣，只感觉宗教的事有兴趣。今天呢，好像三十年功夫中所有的一切都起了摇动。我在北京所听说「超政治」是错误的，这叫我觉得非常为难，因为我没有认识超政治是错误的。我是心脏有病的，这一次心病又发。我在这么多年之中，经过了许多的事情，却从没有作过绝望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祷告，求主接我回去。

  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最近的时候，联络员（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现在事情是已经过去了），特别提起应当控诉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会。我觉得如果要我起来这样控诉，是叫我撒谎。弟兄们，我实在是难过，我觉得我如果为要避免人的审判9，而落到撒谎的地步，那是我作不到的事。所以我又有一个祷告：「主阿!求你接我回去！」弟兄们，我今天在这里和你们淡，乃是我在这几个月之中，翻天覆地的在那里翻出一些东西来。

  这几个基本的问题，叫我觉得非常困难，困难到盼望早日离世。我想这几个基本难处也许是今天晚上坐在这里我们一同学习事奉神的人所共有的。所以我觉得要把我自己转过来的情形和你们谈一下，让你们也在神面前看一看，到底这条路是不是这样走的。

  我的第一难处，就是超政治到底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我记得我还对刘良模先生说过，我觉得超政治有错误。但是，我今天晚上要对刘先生说，我以前所说的超政治是错误的，还不彻底。这一次福州的控诉给我思想上一个很大的打击。郑证光弟兄说福州的教会受帝国主义的毒害比接受帝国主义钱的人还要利(原文如此)害。当时，我读他的话，心里有点疑问，可能有一点「过火」，因为他是年轻的人，可能写稿的时候，写过火了。岂知不然，有弟兄从福州来，从他口里知道汪佩真姊妹也是同样的看法。我有几夜功夫睡不好觉，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那一点是我没有看见的。福州的弟兄在那里说超政治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看见的经过，在我是认为不够的。我必须有更多更可靠的理由，我才能承认。我现在是转过来了。但是这也不是一下子来的。这几个月中，一天一天都在那里增加，到了前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我才彻底明瞭这件事，我们已往认为信徒是能够超政治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信徒是不能超政治的。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觉得也好，你不觉得也好，总有某种政治的观点。你不能说你相信了耶稣，就没有政治的观点。

  我在北京的时候，曾替有的外国人抱不平。虽然我三十年来是排外的，但是我还得承认有的外国人的的确确是爱主的，是来传福音救人的，不能-笔抹煞说：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到了礼拜四的晚上，我转过来了，我想恐怕不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外国人很难找。我记得起一件事：我看见-个西国教士，按着我们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很好的信徒，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传福音，希望人得救的人。以前他在上海看见有英国的警察，三道头，看见有工部局，看见了治外法权，看见有外国兵，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看见了。有一件非常希奇的事，就是他没有感觉，好像他觉得这些事是不必大惊小怪的，是自然而然的，是没有疑问的，或者说得再重-点，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如此的。对于这些事，他连-个问号都不打。我礼拜四的晚上想到这件事，我就对我自己说，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另-件事。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政治观治(原文如此。当系“点”之误)， 的的确确是帝国主义的观点。如果我到了伦敦，看见中国人不必受英国警察的管理，要怎么作就可以怎么作，甚至可以武装起来，我要感觉希奇。我马上就看见，信仰是-件事，政治的观点，又是一件事。有许多人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我礼拜四的晚上也记得我在印度所遇见的事。我应印度圣多马教会之请，向他们的工作人员讲道。圣多马教会是多马传去的，全体是印度人，他们比天主教还要早。有一些英国教士也来旁边听。有一天，一个英国教士问我说：“倪先生，你看差会的工作在印度怎样?”我说：“不能发展”。他就问，“怎么样?”我说；“总得英国政府退出印度，你们这些英国教士也退出印度，教会才会有办法。”他就问我：“为什么缘故?”我说：“你们在这里，印度人不能分别你们是英国人呢或者是基督徒?”他们听见这些话很不乐意。其中有一位管理教士公所的姊妹，他(应为她)瞪着(应为“她”)眼睛，一直看我很久。她说；“你的意思是说英国人在印度是错的吗?”你们看，人能够是一个信仰纯正的人。但是对于印度人的要求能够麻木不仁，一点感觉都没有。她的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的。

  礼拜四的晚上我就想到这一个：一个人可能在宗教上是纯正的，而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分子。我发现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一件事。我就问我自己，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连我自己在内，到底除了信仰之外，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只有两个可能：你不亲帝，就得反帝，你不反帝，就是亲帝；你不配上人民的立场，你就是配上反人民的立场，换一句话说，人不能“超政治”。尽管你说超政治，自然而然有一个政治观点托住你，像一个茶杯，有-个盘子托着一样。这个杯子是宗教，但是你的盘子是什么盘子?那时我就恍然大悟，政府不是要问你的杯子如何，乃是要问你的盘子如何。政府不管你宗教信仰如何，不管你的宗教是长的，是方的，政府所要管的是你所配上的盘子是什么盘子，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立场。你是反帝的基督徒呢?或是反人民的基督徒呢?你到底是那一种的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这不是问题。今天人民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老早知道你是基督徒，问题是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你是帝国主义的基督徒呢，或者你是反帝的基督徒?总得划出界限来，表明出一个立场来。前礼拜二周处长在这里讲话，当他说到只有一个立场的时候，我的确受了很深刻的启发。今天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意思说，以人民立场来和宗教结合。今天所有的问题是到底你所结合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立场。

  我今天不敢说我十分清楚了，不过我觉得我是过了个阶段。我觉得我自己已往不对。已往我的态度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超政治的。今天我要对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脑子里是超的，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超的。说出来也好，不说出来也好，我们总有一个政治观点，如果不是反帝，就是反人民。

  我们总得有一个机会来表示我们政治的立场。政治的问题，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就不清楚。我们站在政治的立场上，人民的立场上，就完全清楚。我刚才已经说过，那个西教士，在宗教的范围里，我们说他是弟兄，但是你说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帝的立场上，你要这么说：「他在宗教上是一个弟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的确确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他的政治立场是帝国主义立场，他的政治态度是帝国主义态度。所以我们要分开宗教和政治来看，我们必须分得清楚，在宗教上的观点不能拖到政治的观点来，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时候，你自然看见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人， 已往我们认为对的，今天要认为错了。

  就如我们的「三自」，从宗教的观点上去看，我们的的确确已经「三自」三十年了，但是从政治的立场上看，我们的「三自」，连一天都没有起头。我们已往并没有坚决的站在反帝的立场上。我们的「三自」，也就和政治上反帝爱国的三自不一样。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把我们已往所以为已经作得很好的，归在宗教的范围里。今天政府也好，人民也好，是要问我们在政治的观点上，人民的立场上，到底作了什么事?我们承认，我们-点都没有作。 四、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

  也许需要引一个比喻。在神学上，我们知道人有二个范围，一个叫作在基督里，一个叫作在亚当里。在基督里的人是得救的，在亚当里的人是不得救的。在亚当里的人都不好么?不是的，我们知道在亚当里的，有的人道德很好，学问很好。爱心很大。有的人很忍耐，很慈悲。按我们宗教上的道理来说，这样的人得救不得救?我们都摇头说，不得救。是因为他作得不(原文无此字)好么?不是的，是因为他在亚当里。没有接受过基督复活的生命和圣灵，管他作得多好，都不中用。要在基督里的才有用，在亚当里的没有用。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在我们乃是一个最普通的道理。

  现在我问你们一句话，我们就算是有长处，到底我们的长处是在什么范围里?我们所有的长处都不过是在宗教的范围里。在政治的立场上，我们什么也没有作。我们说我们和外国人斗争了三十年。我是被老公会革除出来的，我是被老公会辞退教书职业的，护士职业的，怎么说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请你们记得，我们所作的是这么多，的的确确作的很多，但都在宗教范围内的，并不是在政治范围内的。犹如在「亚当里所作的」在基督里都算不进去。我们和外国人的那些斗争，完全是宗教的，不是政治的，根本不能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一面我们看在亚当里所有的罪是罪，另一面也定亚当里所有的义为罪。我们在亚当里所作的一切好处都不算。今天人民对于你们也有同样的要求。你们在宗教里所作的不算，只有在政治里所作的才算，你们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算。你们在宗教上所作的，不要提，你们不要说你们宗教方面的长处。所有的控诉乃是在政治上，人民的立场上来看你们已往是如何的。到底你已往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呢，或者是站在反人民的一边?是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边呢，或者是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这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而把宗教范围里的东西拖到政治里来，就什么都糊涂了。

  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有一个要求：我盼望你们在主面前，要花一点功夫，有一点思想，有一点祷告，求主给你们看见，人民的立场是另外一个东西，是政治上的观点，是政治上的思想，我们已往只注意属灵的事，我们没有注意要站在反帝的立场上，人民的立场上。

  我已往还有一个错误，我以为有两个立场：一个是宗教的立场，一个是人民的立场。但事实是只有一个立场，没有二个立场。从政治的眼光来看，只有人民的立场，绝对不承认有政治的立场和宗教的立场的对立。从政治的眼光来看，我不过是一个人民，相信基督而已，或者他是一个人民，不相信基督而已。在这里有一个人相信基督，有一个人不相信基督，大家都是人民，不过有的有信仰，有的没有信仰而已。并不是有一个人民的立场，再有一个宗教的立场，只有一个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今天我觉得作人民很简单，作基督徒也很简单，我们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作基督徒。换一句话说，你上面的茶杯是圆的也好，是方的也好，只有-个是要紧的，就是你这个盘子要弄好，你的政治立场要对。

  前礼拜二你们听见周处长讲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圣经，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灵性的生活，帝国主义在那利用传福音的热忱。有的弟兄姊妹听了，就发生难处，好像这是摸到宗教本身来了。圣经，灵性的生活，传福音都被利用，那到底信仰自由不自由呢？可是你们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能够看见帝国主义什么都会利用。从我们基督徒角度来看，有许多东西是神圣的，圣经是神圣的，祷告是神圣的。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没有一样是神圣的。任何东西能够达到它的目的都可以利用。在帝国主义的眼睛里没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利用。所以从宗教上来看，你们觉得难受，怎么利用这一个，利用那一个？慢慢的，请问，你的立场站稳了没有？你如果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你读圣经，它没有法子利用。你如果光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反帝的，你读圣经就很可能给它利用。所有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属灵没有关系。我礼拜五和周处长谈的时候，他就说这句话。你们政治的立场站稳了，你们属灵只管属灵，无所谓。不知道自己的立场的人，就有问题。你们如果不是积极的反帝，帝国主义就可以利用你的祷告，利用你的读经，利用你的属灵的生活。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政府反对我们属灵的生活，反对我们宗教的热忱，问题乃是在乎没有亚当46的政治观点的那个宗教生活，是帝国主义所能利用的。你一反帝，它就没有法子利用。今天的问题不是杯子里是什么东西45，今天的问题是你的盘子是什么盘子?是反帝的，或者不是反帝的。所以你们必须有反帝的立场，有人民的立场。——倪

  （注：本篇所谈重点在乎政治立场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一九五一年解放初期，全国人民都在抗美援朝，所以重在反帝。重在站稳人民立场，割断和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那么什么是帝国主义？根据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的阶段，资本主义输出，而去侵略别国。但是我们要清楚反帝不是排外，不能把一切西国传教士都看成是帝国主义，当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国传教士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但那些彻底奉献一切，撇下一切，为爱人民的灵魂来传福音的人，不应该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但这是极少数的人。）

  【编注：
  此篇《我是怎样转过来的》的内容中除了少数词句有参考价值以外，其余的内容满了错误，是应当予以否定、拒绝的。对此，基督徒应接受正确的内容，拒绝、否定错谬的东西、并引以为戒（帖前5:20-22，林前14:29，林前4:6，林前10:11，来13:7，林前11:1）

  一个曾经如此发亮的、灵命成熟而又丰盛的传道人，竟因着站在错误的立场(不是在基督里)上而落入这样错误、黑暗的光景中去，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进一步动员，是又一个晚上，分南阳路和虬江路两处进行，全体参加；主要形式是，让众肢体们自由发言、自我动员。我在虬江路，坐在前面管理扩音机的坐位。几个人发言后，我压抑不住灵里边的愤懑，起来，到小讲台话筒边。主要说的是：控诉运动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世界。控诉不是向神，控诉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来敬拜。我们基督徒这样作是犯罪、是得罪神、是惹神发怒；……当时我拙口笨舌、结结巴巴、没有力量、说不清楚。然而弟兄姊妹们也听了出来，是责备控诉、反对控诉的意思。我看到我讲话时，有极少数肢体有反对我的表情、窃窃私语（其中有后述提到的蔡太太、和一位我敬重的老姊妹）；也有很少数肢体对我表示有赞成的意思；但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肢体们对控诉这件事是稀里糊涂、不知其所以然，只随着教会的大流走罢了。我结结巴巴地才讲了三、四分钟，并没有讲完，一位家负责弟兄立即上到台前、夺走了我的话筒，“你下来，下来。”他没有很多话，但很清楚，他的意思是说：“教会决定了要搞控诉，你怎么能反对？”我无可奈何地在众人面前闭口无言，退回原处。心中更加难过了。那晚回去，在床前跪下祷告，几乎一直是在主面前哭。“主啊，我想当个先知，却连先知也当不成。我想为你说几句话，但我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走。我这个无用的器皿，还能为你作什么呢？……教会走了错路，长老作了决定，我能作什么呢？眼看着教会继续错下去，跟着掌权者和世界潮流错下去，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哭呀、哭呀，就是没有办法。......

  那位夺走我话筒、不准我在教会中说话的家负责弟兄，当然向教会长老汇报了虬江路这边动员控诉的景况，特别提到的是：我公开反对控诉的事。张愚之长老，立即用电话召我去谈话，严严地禁止我再反对控诉，要顺从教会长老们所作出开展控诉运动的决定。我没有说是、或否，只听长老说话，也不表明态度。……长老看见我老不说话，最后还真有一点儿不放心我，(担心我还要去反对控诉)。

  经过两次动员会以后，部分弟兄姊妹就开始各自准备了控诉稿，……

  南阳路教会的首次控诉大会近了。一切都在“三自”的领导和布署之下；倪弟兄和教会长老紧跟着、配合着。党，和“三自”领导上，为了更有把握地开好、开成功这首次控诉大会，所以决定和布署，在正式控诉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先分成南阳路和虬江路两边，各先开一个“试”控诉；南阳路那边，由“三自”的干将刘良模亲自指导、主持；而虬江路那边，则由“三自”另一位干部蔡先生指导、主持。（蔡先生的太太，也是虬江路第22家的一位组负责姊妹，我认识，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是守真小学部的学生）。会上，有好几位弟兄和姊妹站起来控诉，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切进行的都很正常，最后由蔡先生作指导性的总结讲话。在总结中他指出，一位（胖胖的）吴弟兄所控诉的内容、太鸡毛蒜皮，没有把主要的关键问题控诉出来；又转身指着我说，这位吴弟兄控诉得好，抓住了重点、要点。我想不到这篇控诉稿，竟蒙了蔡先生的夸奖。散会后，蔡先生来与我握了手，对我说：你在明天晚上的正式控诉会上，可以作一个典型发言。

  第2天傍晚，我带着稿本乘1路电车去南阳路参加正式的首次控诉大会。路上约半个多小时。我知道这是一次争战，心灵上压力很大，却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事，就在电车上再一次迫切祷告，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我的主人。在聚会处，长椅三面层层排列、围着讲台前一块四方的空地。大会由刘良模主持，倪弟兄也在。经3位肢体控诉发言之后，我也站起读我的控诉稿。那晚不知怎的，神赐我发言特别顺利，说话通畅、慷慨激昂、声音哄亮，似乎我的普通话、也讲得比平时好的多。全场显得极其安静；控诉中间，只有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从会场的一端、绕了一个大圈子、走到讲台前旁坐下。我按次宣读到第4部分（传福音），尚未读完，突然听到“嘘”地一声，立即，嘘声四起、全场都轰闹起来。“这个人是那儿来的！”“……”全场人都把我当成一个插进来进行破坏的特务间谍一样，喊这个、叫那个，乱成一团。有一位青年弟兄，（我认识他，因在交通聚会上听过他作见证，是一位很爱主、很追求的弟兄，但大概他不认识我），他敏捷地从我手中把稿本夺去，并坐在我旁边、看守着我。那时，我心灵中非常平静、喜乐，我默默地为南阳路的肢体们感恩。心中说，到底还是南阳路的弟兄姊妹，在心灵中还是能被这些话所刺痛的，恐怕换一个别的教会开的控诉会，我这些话还刺不痛他们的心呢，我这篇控诉、还能顺利公开地进行呢！那时，刘良模不见了，倪弟兄也不知去哪儿了。有人叫我站到小方空地，盘问我这个，又有几个人接着责问我那个、又那一个、我一一耐心回答，当然他们是不会满意的，而且等不到我回答，一句、两句，立即又有七嘴八舌的许多新问题提出来，你喊一句、他问一句，弄得我最后无法一一作答，甘脆只好坐下来不答了。但整个会场继续乱得不可开交。正还纷乱时，我上述提到的那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站了出来（第一下嘘声，可能是从他开始的），他向大家摆手示意，会场略略静了下来。他说话的矛头所向，完全不是针对我。他说：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倒要问一问刘良模先生，要请刘先生向我们大家说说明白。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传福音合法不合法？务必请刘先生当着大家说说清楚。（几年以后，我听到说，就是这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与别人一同被抓下监后，在关押审问中吃了很多、很厉害的苦头，只是情况不详）。刘良模硬着头皮出来了，因为他是控诉大会的主持人。我真佩服刘良模的口才、和他那两张灵巧的嘴皮，真会说话呀！他极力安慰大家，三番四次着重让大家安心、放心，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完全可靠的、不会改变的、绝对兑现的，并用许多生动实例来证明。可他就是小心翼翼、绝口不说一句“传福音是合法的、自由的、政府是许可的”不！绝对不提一句、也不漏嘴半句；因他心中明明知道、党和政府最恨到处真的传福音、领人悔改信主；自由、许可、合法，管不了则无奈，管得了就立即变成相反、狠狠打击！就凭他那两张巧嘴皮，渐渐地把全场的不满情绪压下来，安慰安慰、淡漠下来，时间也确实很晚了，只好散会。

  （约1951.10.30.）这时当局派干部参加上海南阳路的聚会，试图在教会讲台中，挑起他们自己的控诉会，最后于一九五二年年初，在三自会总部的强劲压力下，有两位三自会的代表在一次聚集中向信徒演讲。他们在演说中控告差会领袖们帝国主义的行为，结果只带来一阵静默抗拒，无人发言支持，最后突然有人勇敢地站起来说：「难道保罗不是为基督看万事为有损的么？我们是否应该为基督的缘故，视伟大的人民政府为粪土呢？」这时一位安排在会中的干部站起来，喊着说：「倪柝声命令妇女们在祷告时蒙头，这不是专制么？」他们原先计划来煽动会众，但反倒使控诉者招到相反果效，弟兄们接着盘问这个外来的发言者。三自会的讲员站起来宣告说：「显然你们是不想自我改造，不接受此种训练，我要倪柝声自己负责你们的再教育。」

  所有在教会中的人，都看出他们正遭到怎样的逼迫。无疑地三自会兜销员遭遇了一次挫折，但他们仍等候机会。

  一九五一年十月人民政府制定了两项道德改造运动，并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推行至全国，「三反」——反对腐败、浪费及官僚作风，「五反」——反对贿赂、逃税、偷窃政府财物、膺品和在商场上为了个人投机而偷取贸易机密。贴大字报的人，在各地召集群众公开悔改与认罪，因着不分青红皂白的控诉和伪告，产生许多突发的自杀，这个运动不过是未来一连串事件的开端，而且似有继续漫延之势。倪柝声由于把生化制药公司转让给其他有能力的商人而被注意，同时因着政府怀疑而命令调查公司的帐簿及税捐。

  （1951年）十月三十日基督教三自会的官方定期刊物《天风杂志》，发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会信徒的（攻击倪柝声）的文章。

  （1952年）一些同工见此，正观望倪柝声将要採取何种自卫行动时，倪柝声回想神在他生命中的四次熬炼：一九二四年在福州被赶出教会和随后的复兴；他在重病中面临成为名佈道家或藉地方教会追求基督徒见证这种较不受人注意的工作间两难的抉择；中日战争期间从服事上退出及再回来时属灵的丰盛；及这次对他个人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是包含以前各次的内容，无疑每个批评都有一些事实，他曾自忖为何要伸冤呢？每次主的责备及打击，岂不是带来更多的造就和属灵的结果么？

  倪柝声在经过与张品蕙、同工和长老商量后，决定专心于一件事上，就是为信徒预备圣经资料。李渊如姊妹和她的助理们，帮助记录他所给的资料，举例来说，他向一班青年们讲到如何证明神的存在。也有其他一些实用的题目，如基督的公义及智慧，神为信的人所显出的荣耀和神统治的大能。但事情发展并不如他们所安排的，因为这时政府命令他离开上海，财政问题，特别是药厂的生意，教会为此而受到牵累，需要他亲自到东北负责处理。所以在面对生死关头，他们努力争取时机，他们从白昼工作至夜晚，每天只睡两个钟头，详述和记录神的话语，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

  由于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无法再拖延。他给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留下一句劝告的话，并说：「告诉香港的弟兄们，叫他们解散所有教会的有关企业。」他忧愁地离开张品蕙，带着极深的忧虑前往哈尔滨，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他被起诉，这次是信徒最后一次听见他的事。

  （1951年）十二月一项公告命令所有接受外援资助的机构，登记款项来源、数量及他们使用情况的详细报告，倪柝声奉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代表「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团体。事实上，倪柝声曾接受宣教士们的个人奉献及海外对福音工作的捐赠，这并非固定的经济支援，当局认为它起不到控制地方教会的作用，因此并没有把他们列入「帝国主义的工具」，他是受当局邀请，奉命参加为着交换经验。

  上海的聚会一直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下继续着，所有的同工正努力把握时机为主作工。

  ……我们知道倪弟兄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叫你想起寇每尼（译音）的那个祷告。眼看着主的见证，眼看着一切都过去，虽然主在中国做了许多的工作，现在主一样一样来拆毁，最后一个个都没有了，因为慢慢地门就关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倪柝声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和寇每尼的感觉是一模一样，我把它稍微读一下，……393首（《圣徒诗歌》），这是倪弟兄最后他在病床上，那个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他的师母写信给香港的弟兄，那个时候他所经过好象经过整个的地狱一样，整个的环境好象阴府的门通通打开了，所以当他在病床上，他眼看着神的建造、建筑一样一样的被拆毁，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他说：

神，祢正在重排我的前途，
祢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
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
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

（副歌）
我眼有泪珠，看不清祢脸面，
好象祢话语真实不如前；
祢使我减少，好叫祢更加添，
好叫祢旨意比前更甘甜。

我几乎要求祢停止祢手，
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
但祢是神，祢怎可以让步？
求祢不要让步，等我顺服。

如果祢的旨意和祢喜乐
乃是在乎我负痛苦之轭，
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
顺服祢的旨意来受痛苦。

好象祢的喜乐所需代价
乃是需我受祢阻扼倒下；
所以我就欢迎祢的阻扼，
好叫我能使祢的心喜乐。

祢将车辆赐与别人乘坐，
祢使他们从我头上轧过；
我的所有祢正下手剥夺，
求祢留下剥夺的手给我。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一句：我的所有祢正下手剥夺，求祢留下剥夺的手给我。这个“stripping hand（剥夺的手）”就是十字架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叫“倪柝声”这个人更减少，叫主自己更增加。

  所以最后他失去自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觉得没有希望。他不知道，当他坐了监牢以后，“Normal Christian Life(《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成为“best seller（畅销的）”（这个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他也没有预想到，就因着好像这班弟兄们种地一样种到地里面去，结果好多年以后，你看在中国那个地方，就开花，就结果了。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就像法国一样，“旷野中的教会”，在山里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奉主的名聚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寇每尼的故事重新演……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写了一首诗歌，很能显示出这个时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一、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　　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
　　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　　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祷告。
　　副歌：你来！就来！　　　　　我们呼求你快来！
　　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你来！　　我们等候你快来！
二、爱主，自从当年你上升之后，　这里都变何等枯燥无味；
　　我们时在祈求，又时在看守，　每一动静，都疑是你已回。
三、景色虽美，你我何日才相聚？　山水虽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鸟语、不能使我有情绪，　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四、主阿，我们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还要多少时候等待；
　　从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　我们都是望你能就回来。
五、当雨每次滴沥，海每次澎湃，　风每次吹动，月每次照明，
　　我们都望就是你已经回来，　  何等失望，至今尚无动静！
六、若非记念你临行所赐命令，　  我们就要灰心，无意工作；
　　但你要我们一面等你来迎，　  一面努力工作为你生活。
七、主阿，求你记念日子已长久，　应许已过，多年尚未应验；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　要来未来，可否来在今天？

  1952年4月，共产党的中国政府命令倪柝声去东北；4月10日他为公安部门拘捕。

  由于倪柝声离开了信徒们，三自革新会的代表暂时放低了栅栏。各地「地方教会」聚会的长老得着一个无条件的保证，若他们加入三自教会的主流，「正如溪流，当它愈往前流，它就愈清晰及宽广。」他们被告知：「门仍是开着，我们伸出友谊的手，希望有一天能合一的同居」。因为无法连系倪柝声，又没有较属灵的人可以商讨，所以他们一个个轮流地被逮捕，不久他们大多数为着这样的行动后悔。

  如早在一九五一年的武汉城里，「地方教会」的会众已加入三自革新运动，顺从所指示的「学习」课程。后来他们中间有一位传道人何广涛，带领他们再度出来。面对警员的控诉，他曾说：「我们退出这个运动，纯粹是为着信仰缘故，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长老们拒绝接受电影票，及其他从宗教事务局发下来的学习资料，对派到教会报告政府宗教政策的官员予以冷漠地接待，许多其他地方教会跟随他们的榜样。一九五四年何弟兄召集全国中心地区各地传道人在武汉开会，鼓励他们凭信心带领会众从三自爱国运动中独立，也为那些尚未退出的教会祷告。在倪柝声被捕的四年中，许多教会在此种情况中再次寻得他们属灵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上海教会也退出这个运动，他们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兇猛的怒潮。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宗教事务局在南阳路教会聚会所，召开了一连串的集会，全体会众都要参加。集会持续十二天，参加的信徒不用去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班，因为当局已给集体请假。在这些集会中，他们对信徒宣佈倪柝声及与他有关系之人的罪状，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控诉他们有帝国主义的阴谋、间谍行为、对政府政策有反革命之敌对行为、妨害经济之不法和……，这些罪行记载在一本指控书上，共有二千二百九十六页。这种聚会是要提供资料给教会成员，引起他们的愤慨，预备在月底所要举行的群众控诉大会中有所斩获。他们事先告诉教会的长老和年长姊妹们，给他们机会承认自己是共谋，并且领导教会公开抨击倪柝声为人民的敌人，两位长老做了声明，但被认为还不够妥当，而俞成华、李渊如及汪佩真则拒绝做任何的控诉。